域外遐思-《一港写春秋》

域外遐思(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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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开始用文学抨击专制、剥削给下层劳动人民带来的榨取、痛苦和磨难,并且在《柔弱的人》中,已闪烁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的思想光芒。

对最黑暗制度下的贫困群体,揭示他们的苦难和痛苦,应该是契诃夫小说的最伟大的成就,他的《苦恼》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他内心真正地把揭示人民的苦难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难怪英国女作家曼斯菲尔德宣称,她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一篇契诃夫的《苦恼》!

19世纪末的俄国处于农奴制的黑暗年代,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往往麻木不仁,寻求精神麻醉,要么被颓唐的社会腐蚀成以赚钱为最高追求的吸血者,要么竟与压迫人民的统治者同流合污成为帮凶。

只有契诃夫在不倦地探索着知识分子自身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维系着知识分子良知的防线,同时用他那支犀利的笔剖析着伪知识分子的庸俗、伪善与丑恶。

人类良知的火炬还会在像契诃夫手里那样高擎而熊熊燃烧吗?

契诃夫的名言何等掷地有声:“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

垃圾文学、帮闲小品、无病呻吟的伪文化和洋奴艺术,甚至连西方社会也不屑一顾的腐朽艺术、颓废文化,在今天的商品消费文化时代泛滥成灾。

这,难道不应该在纪念契诃夫的同时引起人们的反思吗?我们现在一些所谓媒体极力炒作的“文学”

之类离现实相去甚远,鲜有深刻的、真正能反映占我们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生存境遇的现实主义作品问世。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思想形成人的伟大。”

契诃夫在痛苦的创作历程中,不会去与出版商讨论版税的比例;他在抨击专制社会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压榨和欺侮时,不会去想到炒作、包装和拉选票;他在以文学的方式关怀社会时,不会想到名车别墅、醇酒妇人,而仅仅是自觉履行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作家的良知。

尽管契诃夫生前没有看到他所憎恶的社会制度的灭亡,但这并不妨碍他的理想与良知通过其伟大的作品流传久远,影响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们为社会的不断进步、美好而筚路蓝缕,这是一条艰难的布满荆棘的崎岖之路,唯其如此,才更成为我们在今天重申勿忘契诃夫的意义所在。

契诃夫墓前的芳草已萋萋百年,但他的精神、人格和不朽的作品却将永远郁郁长青!

重提聂鲁达

在物欲横流的时日,几乎已经没有人读诗了。

倘若对只知星巴克、麦当劳、迪士尼、美国大片、流行音乐……的小资们提起聂鲁达,恐怕也无异于天方夜谭吧?

巴勃罗·聂鲁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响彻世界的名字,是一团从南美燃烧到东方的火焰,是一首昂扬着理想与信念音符的交响乐。

他来到这个世界已逾百年。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他的影响与魅力不亚于马雅可夫斯基,当时人们知道的聂鲁达,是一位政治抒情大师,每一首诗都成为飞向美帝国主义的投枪。

其影响之大,诚如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一支笔胜过三千毛瑟枪。”

因此,聂鲁达的一首首政治抒情诗,就是一面面迎风招展的反抗压迫、剥削、掠夺、霸权……的战旗。

在他诞辰百年之际,少得可怜的媒体和出版界又提到了他的名字。

他的爱情诗也开始全面地为人所知。

当然,聂鲁达的文学成就并不仅仅限于诗歌。

1995年意大利拍摄的电影《邮差》一举获得奥斯卡大奖,人们才再一次感受到聂鲁达震撼人心的魅力。

他的情诗也因此成为出版界的小宠儿。

但是,尽管聂鲁达生前曾宣称:到2000年人们也决不会为诗举行葬礼,但他的洋溢着爱国激情的抒情诗却渐被尘封,浅薄的评论家力图把他描绘成一个迷恋女人的情种,呜呼哀哉!

岁月如烟。

聂鲁达离开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不过30个春秋,难道会有两个聂鲁达?聂鲁达生于智利,本名为内夫塔利·里卡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16岁时用“巴勃罗·聂鲁达”

作为笔名,直到响彻世界而不曾改变。

“巴勃罗”

是希伯来语,意为“讲述美好的事情”

;“聂鲁达”

则直接来自捷克作家扬·聂鲁达,这位捷克作家关注社会底层,毕生为捷克人民代言。

聂鲁达用他的名字作为笔名,真是意味深长,今天来看,应该也是他毕生诗歌创作的主旋律。

聂鲁达本来可以不以诗人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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