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给这个都城带来的忧与喜、苦与乐,我们于今天的文化流脉中,亦常可感受到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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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一直是重要的一对人物。
他们在对人本主义的阐释上,观点相近或互补,许多灼见在新文化史上闪着光芒,为后人所敬佩。
鲁迅与周作人对北京新的人文传统的出现,贡献颇大,他们二人那时写下的作品,至今仍有着不朽的价值。
关于文学理念、译介思想、创作风格,前人已有诸多论述,这里暂且不提。
他们在民俗文化的思考上独树一帜的精神,以及在北京文化史上留下的痕迹,则很有意味,是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的。
鲁迅对京城文化沿革的注意远不及周作人,不过他的藏书中有关北京风土人情的,亦有多部。
除了像故宫文物介绍之类的图书如《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之外,还有类似于《旧都文物略》之类的资料,鲁迅的思考北京,常常将其作历史的一个点加以观照,并未隔离开来静观地看。
但周作人却更愿意从民俗学中打量这个城市,北京社会灰色的影子,则在他笔下有了另外一种色泽,比起鲁迅的文本,有些另样了。
关于北京,周氏的文章多多,如《北京的茶食》《燕京岁时记》《关于〈燕京岁时记〉译本》《北平的春天》《北平的好坏》《北京的风俗诗》《〈天桥志〉序》等,都写得有些趣味,有民俗学上的意义。
至于旧籍中关于北京的记载,他也注意,对《帝京景物略》《日下旧闻》《燕京岁时记》《旧京琐记》等都有评述,看法与士大夫者流多多反对,不同于一般学者。
周氏如此关注民俗学与笔记体中的边缘文化,大概是看到了其间民俗性的东西。
而民俗性里,有一个民族本然的存在,可以嗅到真切的趣味。
鲁迅对这一点一直首肯。
他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民风与信仰里,可以看到国民的性格。
所以当江绍原潜心研究民俗学时,鲁迅就竭力支持,并将民俗学第一次在国内的大学中推出。
不过在对民俗的看法上,鲁迅多注重野性的东西,周作人看重的是审美情调。
鲁迅在小说中展示风俗中的人性史,周作人却从知识学的角度提炼思想。
用意大抵是一致的,即都希望从非正宗的文化里,找到一种认识本民族性格的资源和视角,这里展开的精神意象,比士大夫一向看重的儒道释模式,要丰富得多。
周作人在《风土志》中说:假如另外有人,对于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书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在北京的人便就北京来说吧,燕云十六州的往事,若能存有记录,未始不是有意思的事,可惜没有什么留存,所以我们的话也只好从明朝说起。
明末的《帝京景物略》是我所喜欢的一部书,即使后来有《日下旧闻》等,博雅精密可以超过,却总是参考的类书,没有《影物略》的那种文艺价值。
清末的书有《天咫偶闻》与《燕京岁时记》,也都是好的。
民国以后出版的有枝巢子的《旧京琐记》,我也觉得很好,只可惜写得太少耳。
近来有一部英文书,由式场博士译成日本文,题曰《北京的市民》,上下两册,承他送我一部,虽是原来为西洋人而写,叙述北京岁时风格婚丧礼节,很有趣味,自绘插图亦颇脱俗……从民俗中看北京,看地域人情,可以说是周氏兄弟都有兴趣的选择。
晚清以降,北京文人渐渐懂得这一方面的意义,美术与文学领域都有高手于此用力。
鲁迅的友人陈师曾就颇为关心北京的风土岁时,其所作《北京风俗》描摹旧京的人物,情思种种,形态可感,有着妙不可言之处。
陈氏的画已脱离了士大夫的迂腐之气,很有现代人的悲悯心肠,所画商人、儿童、老妇有很深的市井情调,京味儿与京韵飘然而出。
作者并非沉溺其中,看那清凉之图,有时也隐隐可觉出知识分子的寂寞,对民间众生的态度有着同情与哀婉之色,和鲁迅的小说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鲁迅对陈师曾的绘画一直持赞佩的态度,从两人不同寻常的友谊里,也能找到相似的审美态度:第一,艺术是写实的;第二,不放过民风里的哲学;第三,用现代人的意识点化旧的艺术形式,使之渐成新调。
此三点,陈师曾颇以为然,鲁迅也大致犹此。
在为《北平笺谱》写的序言里,鲁迅肯定了陈师曾的成就,看他对这位新式民俗画家的盛赞,也分明能体味到鲁夫子的审美热情的。
从新的民间艺术里寻找一个民族朗健的精神表达式,整整吸引了一代五四新文化人。
如今看沈从文、丰子恺、老舍、李劼人等人的创作实绩,不能不佩服其从地域文明里汲取养分的勇气,而周氏兄弟无论在创作实践上还是理论的自觉上,都远远地走在别人的前面。
不论他们是打量江南社会,还是审视古老的帝京,都有着常人少见的视野。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因为有着周氏兄弟的存在,文坛就变得很有一些分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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