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体的科学家的自我意识,毕竟不等同于异族的民族意识,也许正是在互相关心的话题里,彼此找到了沟通的桥梁。
他们后来成为朋友,不再存有戒心,是不是气质上和专业理念的接近所致,也未可知。
我自己以为,这个事实本身,可以解释清民族主义与人类普世情怀可以化解的可能。
鲁迅与日本人,蔡元培与德国文化界的关系,亦可作如是观。
颇有艺术天赋的刘半农,如果不是因为留过洋,也许只能成为激情四溅的文人。
法国的生活使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持、利用有了深切的认识。
回国后有一些精力是用到考古与古物保持工作上去的。
1927年发起了北京临时文物维护会;次年出席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北考古学协会会议;不久又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专门委员、国民政府指导整理北平文化委员会委员。
他的兴趣由文学而转向文物整理,在个人历程中实在是一件大事。
因为他知道空头的论道,乃会误入歧途,遂以勘察为己任,寻找认知历史的新入口,那境界就不同于以往了。
艺术可以放荡为之,不拘小节,而科学劳作则应小心地求证,不得半点虚夸。
他与斯文·赫定由猜疑到相知,渐渐脱开民族主义的阴影,后人不太深说。
然而这里却有那一代人的心结,刘半农辞世前的学术活动,是被一些文学史家看低了的。
由于那一次西行,刘半农和斯文·赫定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他虽没有加入那个队伍,但一行人中不断和他联系,其影子一直随于其中,后来竟为斯文·赫定而死于考察之途,一时震撼了北平学界。
魏建功曾这样写道:民十五,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博士将入新疆作科学考察,乃与北京团体合作,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
先生代表北京大学,参加组织,折冲磋议,被推为常务理事。
中外学术界独立合作,及与外人订约,条件绝对平等,实自此始。
适当北伐时期,考察在北京政府范围,经济艰窘,且西北地方政权分裂,团员自蒙入新,中途屡遭险阻。
先生外而严正持约,内而周旋接济,事无巨细,莫不就绪。
团员发现汉人简牍,归先生与马衡教授、斯文·赫定博士三人研究,整理才什一。
斯文·赫定博士七十寿,瑞典地理学会征文为祝,先生拟实测平绥沿线声调,著文纪念。
于是有绥远之行,遽罹回归热不治而死,悲夫!
因科学考察而死,在民国期间他是不是第一人,尚不好说,但他的辞世,对后人的刺激是那样的大。
前几年我看他女儿刘小惠著的《父亲刘半农》中收录的资料,内有胡适、陈垣、梅贻琦、钱玄同、马裕藻等人的文字,实亦觉出科考代价之深。
不过那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了解实验与探险的关系。
我读鲁迅悼刘半农的文章,也只是肯定其文学革命的一面,而对其学术之路默而不谈。
在我看来,刘半农后来的选择,实在也是该细细总结的。
其作用,难说不比《新青年》时期大。
不知人们为何很少谈及于此。
如果细察,是有诸多深切的话题的。
3
那一次大规模的西部行动,徐炳昶是个重要人物。
如果不是斯文·赫定的出现,也许他还不会卷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跋涉中。
而他一生的命运,与此次远行关系深切,竟由北大的哲学系教授一变为考古学家。
徐炳昶生于1888年,字旭生,河南省唐河县人,早年就读于京师译学馆,曾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
20世纪20年代任职于北京大学,是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也是当时颇为流行的《猛进》周刊的主编。
鲁迅曾和他有过友好的交往,那篇谈论“思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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