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的出现,在体式上已经不同于古代诗文,彼此确乎不在一个空间,几千年的辞章经验便不幸断裂了。
但细细看来,散文、随笔略好一点,在语体文中出现一些古文的句式,是自然的事。
独有新诗,则怠慢了诗经以来的一些精义,与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过一些新诗,几乎无法转换古诗词的韵致,笔调多是还从译诗中启示过来的。
新诗作者不再关心古诗词,已经被诟病过多年。
至于克服此缺陷的办法,无论是诗人还是批评家,好似一直没有找到。
我们的古人是很重视诗文的承传的。
比如宋代以后,文人暗接杜甫传统者甚多。
苏轼、黄庭坚言及杜甫,都能够从意境与文体中得其妙处。
但到了民国,新文人对于杜诗多留在学术层面思之,于新诗中延其文脉者寥寥。
何以如此?诗人们好似没有深思于此。
最近,师力斌先生著《杜甫与新诗》一书,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本书不妨说是对于新诗史的一种总结,又能独辟蹊径,认为不仅就思想性而言,从技巧来说,新诗可以借鉴杜诗者的路不止一条。
人们多年间的疑惑,也瞬间冰释。
师力斌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杜甫也是自由的诗人。
古代的诗歌虽然有格律的要求,但那些形式对于杜甫都没有太多限制,其辞章与韵律都飞扬于语言之维的内外,汉语的潜能被一遍遍释放出来,形成不拘一格的体例。
作者说:“杜诗的好,不全来自对仗、平仄与押韵。
杜诗丰富的技巧,可对应于新诗的字词、句法、结构等技巧,即使减却其韵律平仄,拿掉对仗,也不失诗意。”
我们的作者在深读作品的时候发现,杜诗的变幻莫测之风,既有精神的幽深,也有表达的自如。
“杜甫可谓诗歌散文化的先行者和倡导者,下开宋诗以议论为诗的先河。”
他引用王力先生观点,从诗词内在结构出发,看到超越法度的可能性。
应当说,对于有文体意识的人而言,这样的发现,开阔了审美的空间。
汉语的特点是字本位,字与字、词与词间,因了平仄不同,在搭配里有千变万化。
自从人们重视佛经翻译的经验与方言的借用,文学的词语暗自生长,其内蕴深入到了广远之所,遂催生出新的艺术。
六朝以后,诗文的起伏之韵,跳跃之思,流光逶迤而灿烂。
但这种气象,到了近代已经式微,除了极少数人,士大夫已经多无此种遗风。
师力斌是有历史感的人,不像一般批评家那样静止地看待当代作品,有一个整体的文学观。
从许多文本里能够跳将出来,古今对照,读出了作家写作中的问题。
比如面对新诗,觉得好处是可以自如往来,不拘俗套,但炼字炼句的特征消失,意象也随之单薄起来,遂失去了古诗的某种悠远、神妙之趣。
师力斌认为:“只讲自由,不讲规矩,诗语失范,特别是口水诗的泛滥,给新诗带来恶劣影响,致使许多新诗读者大倒胃口。”
这样的感叹,不懂文学史者是不会有的。
我年轻时读胡适的《尝试集》,觉得过于直白,可回味的意味殊少,于是不再有翻阅的欲望。
只有艾青、穆旦的诗歌,唤起了我的一种内觉,仿佛看到了白话诗的潜能。
汉语自身的特点,使其表述空间颇为辽阔。
词语的组合、概念的对应、名词与动词的神接,都有不可思议的变化之径,但并非人人能够运用自如。
郭沫若的《女神》乃情感的涌流,因为没有节制,审美的天平是倾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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