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尔吉布图拉有一土塔,其置佛像之龛皆已空空,一无所存。
其内部墙梯上之墙泥未脱者,尚有“真元四年日画真俗唐”
数字,唐德宗时(西历纪元后七百八十八年)遗墨也。
后即沿小山南麓西行,午时至土峪沟,由本地乡约招待,遍视沟东之佛洞。
虽历经各国考古学家发掘,亦仍有未动者。
余等只就已发掘地点试掘,有随行缠头儿童多人帮助,掘得破碎经片数百张,其中字迹尚多良好。
下午二时许即离去,复穿小山北行,值苏巴什之南,再西转,沿小山北麓,至胜金口。
此时处小山西端,其西北有贝滋克利克亦唐时佛洞,未经前人掘毕者。
以时过晚,未得前去,晚间购得自该地出土之经,一纸背有畏兀尔文。
二月二十七日胜金口处天山南一台上。
在西南即下降至吐鲁番盆地,盆地上之土壤,不尽一致。
东部为盐质沙壤,多芦草,而无水渠灌溉之利,故不能耕植,多为牲畜饲牧之区。
吾人疲驼七只,即寄牧于此。
近吐鲁番则为黄土层,然常受山水冲刷,故多沟壑。
吐鲁番城东六十里为苏公塔,唯一保存之早年建筑物也。
其左近庄村,则皆废圮矣。
再前行,皆农地,甚富庶。
吐鲁番东关甚长,街道亦宽大,吾人宿邻近东门外之客栈中。
考古探险对学人的刺激,当比书斋里的悠然爬梳刻骨铭心。
我们看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见其论证西域文字,浩叹其博矣深矣,那是智慧之火,别人是难以发散出来的。
而袁复礼的文字,则有血肉之感,学识是从血汗中所得,其中就有了王国维所无的生命的律动。
袁氏的著述有史有诗,有古物亦有人生,西去路上的险途恶径,当比《观堂集林》更惊心动魄。
袁复礼和徐炳昶在今天显得那样诱人,乃是学识和人生的交融,对于我们这些外行人而言,仅是那种敢于向陌生和极限挑战的一面,那是坐而论道者所不及的。
胡适在“五四”
前后大讲实证精神,那也只是书本中的实践。
而能到荒岭野路里实地勘测,阅读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得到的是未知的东西,那显然是另一个境界。
我有时想,像王国维这样的人,晚年在学业上大放光彩,是借助了考古学家的力量的。
如不是西方人在西域发现了古物器皿,一些历史的痕迹就更为模糊了。
近代以来史学与科学在中国的进步,探险者的考察活动起了不小的作用。
民国的拓荒者们,真是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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