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西风-《文学百年在时间深处主要内容》

古道西风(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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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自己的嗅觉发现,东方古国存在着神奇的力量,那些长眠于世和正在滋长的文明,是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的。

旧有的材料写到这位瑞典人时,曾以殖民入侵者视之,言外有文化掠夺之意。

但我们如若读徐炳昶的《徐旭生西游日记》,见到那么多关于斯文·赫定的描述,看法大概就有所不同了。

日记里的片段没有刻意渲染处,写得朴实生动,一个敢于冒险、认真而又热情的瑞典科学家的形影扑面而来。

斯文·赫定才华横溢,对地质、天文、气象、中亚史都有所涉猎,亦有艺术天赋。

我看过一幅他为刘半农作的素描,功底很深,刘氏的神态栩栩如生。

据说中国学界最初对他是充满敌意的,可在后来的磨合中,许多人成了他的朋友。

不知道现在的史学界怎样看他,以我的感觉,他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史学界认知事物的方法,因洋人的提示,我们的文化自省意识,才有了一次巨变。

上下几千年,哪一个中国学者曾徒步走进大漠惊沙里探寻人类的足迹呢?仅此,对于这个远道而来的洋人,不得不三致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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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赫定回忆那次与中方知识界的合作,念念不忘地提到刘半农。

连徐炳昶、袁复礼也承认,如果不是刘半农的努力,此次西行的计划很难实行。

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对田野考察重要性的认识,是走在当时知识界的前面的。

刘半农给世人的印象是个诗人和杂文家,也是鲁迅兄弟身边的常客,为白话文的推进做了大量工作。

他在上海的时候,常写些鸳鸯蝴蝶式的作品,要不是陈独秀办了《新青年》,他也许真的要在旧式才子的路上滑下去。

《新青年》改变了刘半农的人生之路,影响他的大概就是科学意识吧。

他在北大和胡适那些留洋的人在一起,越发觉出自己知识的不足,亦有被人冷视的时候,于是漂洋过海,到了法国学习,搞起了语音试验研究。

他的那门学问,懂得的人不会太多,但留洋的结果是,明白了实验的意义,对考古学与人类学至少是颇有兴趣的。

在斯文·赫定决定到中国西部进行考察之前,中国知识界曾有很强烈的反对之声。

西方考古者在中国的探险与搜集文物,引起了知识界的警觉,说是一种民族自尊也是对的。

当中国政府允许斯文·赫定赴内蒙古与新疆的消息传出后,1927年年初的北京学界召开多次抗议的会议。

3月5日,刘半农与沈兼士、马衡、马幼渔等人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学术团体协会,并发表了《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之宣言》,宣言对斯文·赫定是一种抗议的态度,其中写道:试问如有我国学者对于瑞典组织相类之团体,瑞典国家是否能不认为侮蔑。

同人等痛国权之丧失,惧特种学术材料之掠夺将尽,我国学术之前途,将蒙无可补救之损失,故联合宣言,对于斯文·赫定此种国际上之不道德行为,极为反对。

我国近年因时局不靖,致学术事业未能充分进行,实堪慨叹。

但同人等数年来就绵力所及,谋本国文化之发展已有相当之效果。

现更鉴有合作之必要,组织联合团体,作大规模之计划,加速进行,将来并可将采集或研究之所得,与世界学者共同讨论。

一方面对侵犯国权损害学术之一切不良行为,自当本此宣言之精神,联合全国学术团体,妥筹办法,督促政府严加禁止,深望邦人君子,急起直追,庶几中国文化之前途,有所保障,幸甚幸甚。

我猜测刘半农、沈兼士等人的思想在当时是复杂的:一是绕不过民族情感这一类;二是亦有与洋人联合共行的打算。

自知没有洋人的实力,但又不甘学术的落伍,其间的焦虑是很浓的。

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俄国人波塔宁等,都曾从中国拿走大量文物,在中国学者的记忆里都是久久的伤痛。

学界的悲哀在于,在了解西部历史的时候,有时就不得不借用洋人挖掘的材料。

王国维、罗振玉的西域史研究,就是参照了西方探险者提供的文物资料的。

许多空白,是西方探险者所填补。

作为文史研究的学者,当然是有耻辱感的。

当刘半农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与斯文·赫定接触后,他的强硬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

两人用法文熟练地交谈,涉猎的领域想必很多。

那一刻彼此的距离缩小了。

刘半农从这个瑞典人的目光与语态里,感受到了一个学人的世界性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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