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到了师范学校,新女性的出现对他则是个大的诱惑。
他对新女性渐渐生出爱慕之情。
他曾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因为其时是风气半开,女性可以上学,男女却不能到教师和员工,也是清一色的男性。
这样,我们这个校门之内,就成为标准的太平天国式的男馆,就成为理有固然。
通州区还有女师范,校址在鼓楼往东,我们间或走过门前,向里望望,想到闺房和粉黛,总感到有不少神秘。
星期日,女师范同学三三五五,也到街头转转,于是我们就有了狭路相逢的机会。
映入眼帘,怎么办?
据我观察,我们是装作非故意看,她们是装作并未看。
印象呢,她们的,不知道,我们的,觉得柔婉,美,尤其冬日,肩上披着红色大毛围巾,更好看。
但我们有自知之明,其时上学的女性稀如星风,我们生遐想,可以,存奢望是万万不敢的。
想不到政局的变化也带来这方面的变化,新出现所谓(国民)党员和党部,有些人,性别不同,可是同名为党员,同出入党部,就有了接近的机会。
得此机会的自然是少数;有机会,男本位,看准目标进攻,攻而取得的更是少数。
但少不等于零,到我毕业时候,只计已经明朗化的,我们男师范有两个。
如果同学在这方面也可以攀比,这二位是离开通州区,有文君载厚车,我们绝大多数则是肩扛被卷,对影成二人,其凄惨不下于名落孙山了。
早期记忆的这种痕迹,能如此真切地写出,就看出他可爱的一面。
如果说几年师范的生活遇到了新的内容的话,诗文之美和异性之美是最主要的吧。
在诗文方面,读了古典和周氏兄弟的作品,养成了一种自娱自乐的习惯。
在男女之情方面,他知道了自己的那种婚姻生活,是有大问题的,没有爱和美的存在。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有了向新生活挺进的渴望。
知识的意义,在他那里怎么估量也不算大。
求知和娱情,从此成了他一生离不开的话题。
六年的师范生活,可说的很多。
其中北伐的胜利,对他也是个大的影响。
革命胜利,群情激昂,大家都卷入精神的狂欢里。
他在环境的热度里,思想也一度是热的,相信了三民主义,并和同学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
不过,他只是盲从,跟着别人走。
待到意识到党派的东西与自己心性甚远时,就自动地退将出来。
那一次的精神的热,在他后来的描述里,是有悔意的。
他甚至自嘲那是一种无知,他同代的人中,是很少有过类似的反省的。
新的,并不一定是好的。
许多年后忆及此事,他这样地叹道。
3
1931年7月2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录取的新生名单,在那里我发现了他的名字。
那是他与这所学校发生联系的开始。
在阅读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的时候,有趣地感受到了那时学校的氛围。
北大的特点和人际状况从那些短篇的文字里都流散出一些,是极为难得的资料。
对比先生后来写下的回忆录,似乎还是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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