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受米兰那边的影响。”
肥皂匠的儿子低语道,“就像瘟疫一样,比预想的更快地传播到我们这里了……”
“不要去想了,帕斯卡。”
爱德华多回答道,“会过去的。
就像所有的流行病一样,会有几个受害者,然后就结束了。”
“那么是谁告诉你受害者不会是我们?”
咖啡杯在碟子上打转。
还是热的,像往常一样。
我父亲注意到帕斯夸雷并没有按照惯例给服务员留下两百里拉的小费。
愚蠢的人才会这样做,他想着,他们以为迎着风使劲吹气就能挡住雪崩。
当你手中的蓝筹股正因为某些傻瓜而贬值的时候,便会在口袋里节省那两百里拉。
“这些法官根本不负责任,”
帕斯夸雷继续说道,“你不能像这样一夜之间摧毁一切。
怎么能因为几个疯子就摧毁整个体系呢?”
“你冷静点,帕斯卡。
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爱德华,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肯定会被整死的。
天主教民主党死到哪儿去了?直到一个月前那几个教士还像淡菜一样坚持着,和我们共同进退,和任何一个员工一样。
然而现在呢?”
我父亲并不愿意回忆过去的一个细节:在巴里分行,普通员工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上级手里。
甚至没有贿赂工会或者经理的机会,假如你的上级是个政治家,你将彻底留在巴里,成为巴里人。
天主教民主党的政治家,更是如此。
所以在一九七四年春天,是我的外公,本名叫托尼诺·加尔朱洛,一个性格强悍的罗马涅肉食批发商,为了这个年轻的经济学学生,一个右眼失明的退休铁路工人和一个爱喝碱性水的家庭主妇的儿子,到处拉关系走后门。
那时候银行刚刚公布了有二百一十一个职位可以竞争,他便用胳膊夹着整整五公斤的上好牛排来到了众议员的办公室。
整个简短会面的过程中,他都担心那袋肉会掉下来,他整个腋下都汗湿了。
在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外公非常真诚地交代了关于这个年轻人的情况:“这孩子的父母虽然还是法西斯分子,但是最近几次选举,他都投票给了自由党,毫无疑问他会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自由党?安东,你带来的这个人究竟是谁?他碰巧还拥有一些地产?”
“很遗憾没有。
这孩子只是有一些想法,是自由党的。”
众议员正要微露一丝笑意,却立马窘迫起来,显然是被那五公斤上好牛排吸引,“安东,你夹着的那是什么?你的衬衫上全是血!”
外公自己也瞅了一眼。
理论上本应该是汗水的晕渍,现在却扩张成一大块微红的罗马涅牛排血渍。
“这是里脊肉,我自己正好需要减肥,不能吃这些。”
他不失风度地阿谀奉承道。
没多久他便深深鞠了一躬从办公室里出去了,就在那时,众议员的秘书拿出一张纸,外公在上面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我父亲的姓名和出生日期。
“天主教民主党死到哪儿去了?”
帕斯夸雷重复道,“那几个教士都死到哪儿去了?”
肥皂匠的儿子像一头驴一样怪声叫着,我父亲思索着,在四十六岁这个年纪还操着难听的口音。
然而他却说得有道理。
迟迟没有开始的私有化进程,货币贬值,国债最多只有十年期,还有那荒诞的十亿暗箱操作,没有任何事情是在控制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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