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爵对她说,“我想安排一次‘水扬’,但半路杀出个可恶的医生。
只有一个人能够开发这块处女地,我想成为这个人!
但我该怎么做?这个蠢医生好像不明白他甩出去的数目都是真的钱!”
随着竞价的上升,男爵开始说要退出了。
但数字已经接近新的纪录,一力亭茶屋女主人决定要把价格再抬一抬,她打定主意要像误导医生一样来误导男爵。
她在电话里对他说,“一位先生”
出了个大价钱,又说“不过很多人都相信他不会出更高的价了”
。
我想确实会有些人相信医生出不了更高的价,但女主人不是其中之一。
她知道无论男爵最后的叫价是多少,医生都会盖过去的。
最后,螃蟹医生同意为我的“水扬”
支付一万一千五百元。
这在当时的祇园,是“水扬”
有史以来的最高价,也许在日本的其他艺伎区也是最高的了。
要知道那时候,一个艺伎每小时陪客只有四元,一件精致的和服大概是一千五百元。
听起来似乎不多,但已经远远超过一个工人的全年收入。
我得承认我对钱没什么概念。
大多数艺伎引为自豪的是她们从不用带现金,而是习惯于到处记账。
即使现在在纽约,我也是这样。
我去认识我的店里购物,店员就会很热心地为我记账。
月底账单来了,我会让一个漂亮的助手去为我付账。
所以你知道,我没法告诉你我用了多少钱,也说不出一瓶香水又比一本杂志贵多少。
所以谈到钱的事,我可能是世上最茫然的人了。
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那本是我的一个好友告诉我的。
他在六十年代当过日本大藏省副大臣,他讲的事我不是太明白。
他说,现金在逐年贬值,所以豆叶在一九二九年的“水扬”
价实际上超过我一九三五年的价格,虽然我的是一万一千五百元,而她的是七千多或八千元。
当然,在我出售“水扬”
的那阵子,这些都无关紧要。
人人都知道是我刷新了纪录,而且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一九五一年才被胜美代打破,在我心里她是二十世纪最出色的艺伎之一。
另外,据我的大藏省副大臣朋友说,豆叶的纪录是保持到了六十年代。
但无论这个纪录是属于我的,胜美代的,还是豆叶的,甚至上溯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豆光,你都完全可以想象到,妈妈听到这笔闻所未闻的款子,肉乎乎的小手要发痒了。
不消说,这就是她要收养我的原因。
我“水扬”
的费用除了还清我在艺馆的债务外还有富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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