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之后,整天没事儿干,所以酒喝得挺凶,早晨起来到早点铺,来一碗炒肝、四个包子,就能喝一个小二。
说起这段日子,大伯很感谢母亲,“我吃了老太太两年,老太太没嫌弃我。”
大伯挺孝顺,在家收拾屋子、做饭,什么活儿都干,就是说话不靠谱儿。
赵振铎先生病重的时候,老伴儿守在床边,二人相视流泪。
大伯进屋一看,想安慰老人两句,唱起来了,“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给赵振铎先生气得,“好你大爷!”
师爷去世,刻墓碑的时候,奶奶问师爷名字旁边为什么空着,大伯说了,“等您那什么的时候,把您名字刻那儿!”
说得倒是实话,但是不能那么说呀!
后来大伯到一家大国企的食堂当厨师长。
有一天喝多了酒,把管后勤的领导给骂了,又降成了厨子,工资降到了三千多块钱。
大伯一点儿不难过,“那也够花啦!”
说起我跟大伯结缘,还是因为酒。
师爷在世的时候,我经常到师爷家喝酒。
师爷喝几口就上旁边看电视去了,我跟大伯在客厅守着一把花生米,从中午喝到下午三四点。
喝完酒还比赛,看谁说《八扇屏》不打磕巴,请师爷当裁判。
师爷是老党员,挺公正,跟大伯说,“你不如他。”
四十岁之前我没挣什么大钱,住在老旧小区的一套斜房子里,地板跟墙都裂了缝,家具是二十年前的。
最大的快乐,就是跟大伯在家喝酒。
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躺在床上,大伯拿个小板凳坐在床边,就着床边的小茶几喝到深夜。
太晚他就不回家了,在客厅的小床上忍一宿。
大伯是个勤快人。
第二天我还在梦乡的时候,他已经起床把茶沏好放在床头了。
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早点也准备好了,而且不影响他早上八点到单位上班。
有时候家里来七八个人,守着破餐桌会餐。
这时候大伯会展示他的厨艺,做一桌子好菜。
别瞧屋子破,我们连当时非常高档的河豚都吃过。
河豚收拾不好有毒,大伙怀疑大伯的手艺,就让他先吃一条。
过一会儿看他没事儿,才动筷子。
北京很多餐厅都留下过我和大伯的足迹。
从老字号到路边小馆,只要味道好,能喝酒,我们不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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