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要把玛尔加带走,关进什么营里去。
这当口,文岑特开口了,讲了许多,他这一辈子都没讲过这么多。
就这样,黑德维希和玛尔加现在到了我们家,帮着种地。
可是文岑特不行了,他这回讲得太多了,恐怕活不长久了。
至于我这个老太婆,也是浑身痛,心、脑袋都痛,像有个傻瓜在敲打,而且还觉得非这样不可哩!”
安娜·科尔雅切克这样诉着苦,昂起头,抚摩着我正在长大的头,考虑了一番,说出了下面一席颇有见地的话来:“卡舒贝人的情况就是这样,小奥斯卡。
他们的脑袋一直有人敲打。
不过,你们快上那边去了,那边好一些,只有你的外祖母留在这里。
卡舒口人是不会迁居的,他们必须一直待下去,伸出脑袋,让别人来敲打。
我们不是真正的德国人,也不是真正的波兰人。
一个卡舒口人,既够不上是个德国人,也够不上是个波兰人。
而他们总要求是个百分之百的。”
外祖母说罢哈哈大笑。
她把煤油、人造蜂蜜和消毒剂藏到那四条裙子底下,尽管发生了十分急剧的军事、政治和世界历史事件,这些裙子并没有失去土豆的颜色。
外祖母要走了,法因戈德先生请她再待上片刻,说是要向她介绍他的妻子卢芭和其他家庭成员。
安娜·科尔雅切克不见卢芭太太露面,于是说:“没关系。
我也一直在呼唤:阿格内丝,我的女儿,来呀,来帮你的老母亲把衣服拧干。
她没来,同您的卢芭一样。
还有文岑特,我的哥哥,半夜三更,不顾自己在生病,也到门口去,把邻居从睡梦中吵醒。
他是在大声呼唤他的儿子扬,扬待在邮局里,结果丧了命。”
她已经到了门口,系上头巾,这时我从床上喊道:“姥姥,姥姥!”
她回转身来,把裙子撩起一点,似乎她想让我钻进去,把我带走。
这当儿,她大概想起了煤油、人造蜂蜜和消毒剂已经把地盘都占去了。
于是,她走了,走了,没有带我走,没有带奥斯卡走。
六月初,第一批运输列车朝西方开去。
玛丽亚不露声色,但我发现,她也在同家具、店铺、公寓、兴登堡大街两侧的坟墓以及萨斯佩公墓的山丘告别。
晚上,她带着小库尔特回地窖以前,有时坐在我床头我那可怜的妈妈的钢琴前,左手拿口琴,右手用一个手指为她的小曲伴奏。
法因戈德先生受不了这音乐,请玛丽亚停下来。
玛丽亚刚放下口琴,正要合上钢琴盖,他却又请她再来一段。
接着,他向她求婚。
奥斯卡早已看出要来这种事了。
法因戈德先生呼唤他妻子卢芭的次数越来越少。
夏天的一个晚上,满处是苍蝇和嗡嗡声,他肯定他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于是向玛丽亚求婚。
她和两个孩子,包括有病的奥斯卡在内,他都接纳。
他提出,寓所归她,商店合伙。
玛丽亚当时二十二岁。
她少年时的、像是偶然搭配而成的美看来已经固定,如果不说它变冷酷了的话。
战时最后数月和战后开头数月,她已经不烫头发了,而以前这是由马策拉特付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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