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现在一准是躺在那儿,同那些码头上的社会渣滓一起过毒瘾。
或者是正在呼呼大睡,好从鸦片的作用中缓过劲来。
她确信到那个藏在天鹅闸巷黄金酒店里的鸦片馆能找到他。
可是,她,一个年轻娇怯的女人家,又怎能闯进那样一个地方,从一群社会渣滓中把丈夫硬拖回家呢?
这就是全部情况,而且当然办法也只有一个。
我想是否我应该同她一起去呢?后来,我转念一想,她完全没有必要去。
我是爱萨·惠特尼的医疗顾问,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他的影响力更大。
倘若我独自前往,也许问题能解决得更好些。
我答应凯特,如果爱萨真在那里,我保证在两小时内雇辆出租马车把他送回家去。
于是,十分钟后,我离开了那张扶手椅和温暖舒适的卧室,乘着一辆双轮小马车,向东疾驶。
其实当时我就已觉得这趟差事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没想到后来它竟发展到离奇的程度了。
好在这故事一开始并不复杂。
天鹅闸巷是一条肮脏的小巷,藏在伦敦桥东沿河北岸的高大码头建筑物后边。
我在一家经营廉价成衣的商店和一家杜松子酒店之间,发现顺着一条陡峭的阶梯往下走,直通一个像山洞一样黑乎乎的豁口,就是我要寻访的那家烟馆。
我叫马车停下来等着,自己便顺着楼梯往下走。
楼梯的石级中部被日夜不息的醉汉们的双脚踩磨得凹了下去。
门前挂着一盏灯光闪烁的油灯。
借着灯光,我摸到门闩,走进一个又深又矮的房间,鸦片烟浓重的棕褐色雾气弥漫在屋里,一排排的木榻靠墙放着,像移民船前甲板下的水手舱一样。
微弱的灯光里,隐约可以瞧见一群人东倒西歪地躺在木榻上。
有的耸肩低头,有的屈膝蜷卧,有的向后仰着头,有的下巴朝天,他们蜷缩在各个角落里,茫然地打量着从外面进来的人。
在黑影里,有不少地方闪烁着红色的亮点,忽明忽暗,这是他们吮吸金属烟斗锅里燃着的鸦片时发出的亮光。
大多数人都是静悄悄地躺着,也有些人自言自语,还有人用一种奇怪的、低沉而单调的声音互相交谈,小声咬耳根——这种谈话有时滔滔不绝,嘟嘟囔囔,尽讲些自己的心事,对别人的话充耳不闻。
远处,有一个小炭火盆,盆里的炭火烧得正旺。
一个瘦高的老头坐在火盆旁边的一只三足木板凳上,两手托腮,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两眼定定地望着炭火。
“如果我是奈威尔·圣科莱尔先生,那么我就没犯什么罪。
所以,我受到非法拘留。”
“你是没有犯罪,但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福尔摩斯说,“要是你对你妻子有更多信任的话,你也许会干得更好些。”
“倒不是我的妻子,而是我的孩子,”
圣科莱尔呻吟道,“愿上帝保佑,我不想让他们为我做过的事感到羞愧。
天哪!
这讲出去多让人难为情啊!
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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