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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时,我们间曾掀起一场颇为热烈的大辩论,我们辩论的声音在工字厅大厅中回荡。
但事过之后,谁也不再介意。
我们有时候也把自己写的东西,什么诗歌之类,拿给大家看,而且自己夸耀哪句是神来之笔,一点也不脸红。
现在想来,好像是别人干的事,然而确实是自己干的事,这样的率真只在那时候能有,以后只能追忆珍惜了。
在当时的社会上,封建思想弥漫,论资排辈好像是天经地义。
一个青年要想出头,那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没有奥援,不走门子,除了极个别的奇才异能之士外,谁也别想往上爬。
那些少数出身于名门贵阀的子弟,他们丝毫也不担心,毕业后爷老子有的是钱,可以送他出洋镀金,回国后优缺美差在等待着他们。
而绝大多数的青年经常为所谓“饭碗问题”
担忧,我们也曾为“毕业即失业”
这一句话吓得发抖。
我们的一线希望就寄托在教授身上。
在我们眼中,教授简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
教授们自然也是感觉到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有架子,同这种情况是分不开的。
我们对这种架子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认识西谛先生的。
最初我当然对他并不完全了解。
但是同他一接触,我就感到他同别的教授不同,简直不像是一个教授。
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教授架子。
他也没有一点论资排辈的恶习。
他自己好像并不觉得比我们长一辈,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
他有时就像一个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
他说话非常坦率,有什么想法就说了出来,既不装腔作势,也不以势吓人。
他从来不想教训人,任何时候都是亲切和蔼的。
当时流行在社会上的那种帮派习气,在他身上也找不到。
只要他认为有一技之长的,不管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他都一视同仁。
因此,我们在背后就常常说他是一个宋江式的人物。
他当时正同巴金、靳以主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文学季刊》,按照惯例是要找些名人来当主编或编委的。
这样可以给刊物镀上一层金,增加号召力量。
他确实也找了一些名人,但是像我们这样一些无名又年轻之辈,他也决不嫌弃。
我们当中有的人当上了主编,有的人当上特别撰稿人。
自己的名字都煌煌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我们难免有些沾沾自喜。
西谛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外,恐怕并世无二。
说老实话,我们有时候简直感到难以理解,有点受宠若惊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既景仰他学问之渊博,又热爱他为人之亲切平易,于是就很愿意同他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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